1945年張大千寓居成都昭覺寺，本件《泛舟圖》即作於此時。昭覺寺自唐即為古梵名剎，張大千曾租借昭覺寺大雄寶殿的左側廂房作為畫室，現藏於台北國立歷史博物館的張大千巨幅〈大墨荷通屏〉亦於同年在此繪製。

據本作《泛舟圖》題款可知，張大千在昭覺寺閱覽了文徵明真跡。文徵明為明中期蘇州文人領袖，畫風細潤秀雅；其子文嘉、文彭亦在畫壇各領風騷；其曾孫文震亨為晚明重要鑑賞家。文震亨之子文果，法名釋超揆，曾任成都昭覺寺住持。或許以是之故，文徵明作品得以留傳於昭覺寺。張大千精於古畫鑑定，而文氏真跡自明中期已實為珍稀，由此不難想像張大千在寺中親炙文徵明作品時的快意。

張大千於1949年離開故土，本件《泛舟圖》為大陸時期的創作，展現張大千對於繪畫在技術與知識面的多重嫻熟。畫中水面萬里遼闊，一位文士乘舟向岸垂釣，悠然自得於天地之間。淺絳山水的樣貌與變化形態的苔點運用，具有文徵明一系風格；然觀石頭的小斧劈皴則屬南宋李唐系統；與此同時，引人矚目的遠山論勾勒線條又屬清初漸江孤迥冷逸之調。張大千甚愛清初四僧之作，本件拍品的題畫詩即來自石濤之句。

本件由題款可知作品使用的文墨甚為考究，紙材為大風堂特製紙，可見張大千繪製本作時十足用心，輔以作品背後的時空脈絡與其攜帶的畫史訊息，本作實富涵多重層面的收藏深度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