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945年张大千寓居成都昭觉寺，本件《泛舟图》即作于此时。昭觉寺自唐即为古梵名剎，张大千曾租借昭觉寺大雄宝殿的左侧厢房作为画室，现藏于台北国立历史博物馆的张大千巨幅〈大墨荷通屏〉亦于同年在此绘制。

据本作《泛舟图》题款可知，张大千在昭觉寺阅览了文征明真迹。文征明为明中期苏州文人领袖，画风细润秀雅；其子文嘉、文彭亦在画坛各领风骚；其曾孙文震亨为晚明重要鉴赏家。文震亨之子文果，法名释超揆，曾任成都昭觉寺住持。或许以是之故，文征明作品得以留传于昭觉寺。张大千精于古画鉴定，而文氏真迹自明中期已实为珍稀，由此不难想象张大千在寺中亲炙文征明作品时的快意。

张大千于1949年离开故土，本件《泛舟图》为大陆时期的创作，展现张大千对于绘画在技术与知识面的多重娴熟。画中水面万里辽阔，一位文士乘舟向岸垂钓，悠然自得于天地之间。浅绛山水的样貌与变化形态的苔点运用，具有文征明一系风格；然观石头的小斧劈皴则属南宋李唐系统；与此同时，引人瞩目的远山论勾勒线条又属清初渐江孤迥冷逸之调。张大千甚爱清初四僧之作，本件拍品的题画诗即来自石涛之句。

本件由题款可知作品使用的文墨甚为考究，纸材为大风堂特制纸，可见张大千绘制本作时十足用心，辅以作品背后的时空脉络与其携带的画史讯息，本作实富涵多重层面的收藏深度。